【评】
说得很对。
这种校园枪击与恐怖分子的肉身炸弹差不多:执行者都陷入了“致命幻想“。
应对方案是啥?
没有什么比破除幻想更难。对于宗教来说,其理论是完备的。
对于校园枪击来说,没有机会去找出有过度幻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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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致命幻想:驱使校园枪击事件的幕后元凶
By Frank J. Robertz
2006年8月30日,一个身穿风衣的19岁少年驾车驶进他曾经就读的位于希尔斯伯勒(Hillsborough, N.C.)的中学的停车场,随后开始射击。8声乱枪过后,两个学生负伤。警察赶到时,Alvaro Castillo没有抵抗就乖乖投降。这是Castillo当天第二次持枪射击。他之前在家里谋杀了自己的父亲。
三个月后,在德国埃姆斯代滕的一个小镇,18岁的Sebastian Bosse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我他妈的迫不及待地想要开枪打死他妈的你们每一个人。随后,他驱车前往他的母校,随身携带着一把废弃的来福枪和自制炸弹。穿过房屋建筑,他对学生老师乱枪射击。在死前造成37人受伤。
目前伤亡人数最多的校园暴力发生在4月16日。一个名为赵承熙(Seung-Hui Cho)的23岁大学生在位于美国黑堡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杀死32人,并造成其他25人受伤。警察赶到时,赵承熙用手里的枪瞄准自己的太阳穴,并扣响了扳机。
从1990开始,发生在美国校园的杀人案已经减少。与全球不断下降的青少年杀人案发生率相符。然而,其中一些杀人案呈现出一个新的特征:他们是蓄谋的并经过精心设计的,从使用的武器和身上的穿着。此类校园枪击事件往往会针对至少两个人或一个学校主管。我和我的同事发现在过去10年间全球范围内此类校园枪击事件急剧下降(排除了与帮派相关的事件)。而在美国,此类极端杀人事件的发生率在90年代晚期呈上升趋势,而在过去4年间只表现出缓慢的下降。更巧的是,绝大部分肇事者都是男性。根据我们的统计,从1974年起,全球发生的每101起校园枪击事件中只有4起与女性有关。
在学校死亡的几率一直是非常小的,但近期校园枪击事件的泛滥无疑给想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丰富的环境的学校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一骇人的趋势使得解开这些偏差行为之谜,并以此来帮助教育者、父母以及心理学家防患于未然成为了当务之急。
大约两年前我和我的同事在柏林一起建立了暴力预防和应用犯罪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Violence Prevention and Applied Criminology),部分的目的就是为了设计防止校园暴力的指导性准则。在这之后,我们关于暴力青少年和成人的研究已经帮助我们理解了一些年轻枪击者的动机,并帮助我们发现有助于预测校园暴力的危险信号。
我们的许多观点是基于对青少年枪击者暴力幻想的分析。这些想象植根于一颗渴望获得认可的绝望心灵。通常,这些年轻的枪击犯受到了以往枪击犯事例的鼓舞。在转变为实际行动之前,这些想象通常经历了若干年的强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心理想象变得更为具体,并被一种扭曲的正义观或道德感挟持着,比如对知觉到的冒犯的复仇的需要,抑或是决定他人命运的神圣权利的信念。
早期,陷入困境的青少年通常会小心保守着这些幻想的秘密。但是,他们渐渐地会开始将他们的想法透露给朋友、聊天室甚至是媒体。与无害的白日梦不同,识别这些致命想法的征兆能够帮助父母、教师、社会工作者和其他值得信赖的成年人在问题开始前就阻止它。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识别危机年轻人的一些策略,以此来防止他们陷入破坏性的幻想世界,并在即将发生或已经发生实际的枪击事件时及时反应。
暴力之源
想象和梦常常激励着硕果累累的人类活动。它们也驱动着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的心理发展,使得预期、希望和创造力成为可能。因此,对于一个青春期男孩来说,在一个非常枯燥的课堂上走神,并陷入和女朋友的性爱幻想中是很正常的。
当然,梦和白日梦有时也有其黑暗和暴力的一面。德州大学的心理学家David Buss研究发现,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复仇式的幻想,甚至也有谋杀,特别是在经历过挫折之后。这些想象能够排解紧张,因此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心理保健方法。正如奥地利心理分析师Theodor Reik指出的那样,“一天一个谋杀想法,可以远离心理医生”。
但是这种对健康心灵的净化却有可能压垮一颗不安的心。心理问题的征兆包括过度内向,并缺乏强有力的社会联结。赵承熙的同龄人认为他是一个“安静的”,并且别人跟他打招呼也不会理睬的人。暴力罪犯通常也对未来有着悲观的看法,自尊很低;许多人还被同学骚扰、欺负和拒绝,被学校留级,或被老师施压。据说赵承熙在中学曾经因为害羞和奇怪的说话方式而被人取笑和捉弄。
临床心理学家Al Carlisle指出,在很小的时候看到过或经历过暴力事件的青少年非常容易陷入对残酷暴力的想象。Al Carlisle目前在犹他州的普赖斯从事临床实践,并对连环杀手和年轻的暴力罪犯进行了长期的研究。Al Carlisle说,这些经历使得他们相信,暴力是获得他人认可和尊重的唯一手段。
因此,媒体对以往校园枪击者(比如哥伦比亚枪击者Eric Harris和Dylan Klebold)的大量关注常常会吸引许多人仿效。因为公众的关注会使得他们感觉获得了尊重。1999年4月的校园暴力事件导致位于哥伦比亚利特尔顿的哥伦比亚中学13人死亡,24人受伤。在这一事件之后, Eric Harris和Dylan Klebold持续数周成为杂志封面或报纸头条。
Castillo和Bosse几次承认他们将Harris和Klebold视为偶像。赵承熙称他们为先驱。在网络的粉丝页,Harris被比作是上帝。在最近的一次拍卖中,Klebold的旧汽车的拍卖价格超过了其账面价值,它就像是一个宗教遗迹。
不断发展的幻想
一旦受到鼓舞,一个精神紊乱的青少年会慢慢地陷入一个不断具体化的幻想世界。对被监禁的各类谋杀者的FBI访谈发现,最坏的暴力幻想逐渐占据了更多的心理空间。在一开始,它们可能只是消磨闲暇时光的无害方式,但不久它们就转变为一种挥之不去的妄想。最后,危险的暴力想象主宰了年轻人的想法并强烈要求付诸实践。
一个精神紊乱的青少年经常会用想象中屠杀的地点和手段的细节信息来修饰他的白日梦。在一些情况下,这些想法来自暴力电影、游戏和网站。因为青少年在学校里经历了最严重的轻视,学校也就自然成为了攻击的目标。在德国校园暴力的两个月以前,Bosse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想象你正站在你以前的学校里,你的风衣遮盖了你全部的正义工具,然后你扔出了第一个汽油弹,发生了第一次爆炸。你正将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仇恨的地方送进地狱!”
当一个精神紊乱的青少年的想象变得越来越重要,他开始忽略他实际的社会关系,而将注意力放在他想象的行为上。然后,一个严重的挫折(比如他最后的友谊破裂了)就有可能加倍强化他实施杀人计划的努力。
想成为校园枪击者的人似乎不可避免地在向他们的偶像靠近。他们通常模仿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穿类似的服装,选择类似的武器。在其他模仿行动中,Castillo像哥伦比亚枪击者一样穿一件风衣。他也模仿他们使用的武器,给自己的枪取名为Arlene,也就是Harris给他的枪取的名字。(Arlene是从1993年的电脑游戏“毁灭战士”那里获得灵感的系列小说里的一个人物。)经常性地,在计划实施暴力的最后阶段,他们会希望比他们的前辈做得更好。通常这意味着杀更多的人。
扭曲的想法
完全美化的病态想象经常通过一种扭曲的正义感来获得合理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学家和暴力研究者 Jack Katz称之为“正义屠杀(righteous slaughter)”。Castillo 明显地感觉,谋杀他的父亲是纠正对他的家庭犯下的错误的一种手段。在一段视频中,这个年轻人愤怒地指责他的父亲虐待他的母亲,以及他和他的妹妹,包括头部、背部和臀部。他在讲述的时候击打着摄像机。这些虐待的真实程度并不清楚,但是Castillo似乎相信这些足以构成杀死父亲的理由。
尽管如此,Castillo想要别人知道他不仅仅是一个弑父者。在他的视频即将结束时,他说,“是时候给历史上一课了。”这就是校园枪击的由来。Castillo想要在Harris和Klebold的传统中作为一个枪击者被人们记住。在他被警车从校园带走前,他冲着镜头大喊,“哥伦比亚!记住哥伦比亚!Eric Harris, Dylan Klebold!”
对他们来说,Harris和Klebold似乎有着更为险恶的动机,Katz称这种邪恶高贵性的想象为“原始邪恶(primordial evil)”。在他们的日记中(2006年7月出版),他们将自己描述为希望被世人畏惧而不是爱戴的上帝。在谋杀发生的一年前,Klebold在他学校的年鉴中写道,“我的愤怒……是上帝的愤怒。” 如同上帝一样,Klebold和Harris感觉他们站在社会之上,并摆脱了它(和法律)的控制。为了证明他们无所不能,他们将主宰生杀予夺。
赵承熙可能也一直试图捍卫一种同样过分华丽的、扭曲的道德感。在他的视频中,赵承熙提到了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警察在他房间的一本笔记中发现,他谴责富裕的孩子。这可能意味着他的谋杀是一次对特权阶级的报复。在另一个视频中,他暗示他将成为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先驱,重复着Klebold和Harris更为华丽的想象。
求救的呐喊
虽然青少年一开始会出于被拒绝的恐惧而隐藏他们破坏性的想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不断感受到表达它的渴望。比如,Bosse就创造了绘画和诗歌,并在与他人的交谈中暗示他的计划。像其他情绪紊乱的青少年一样,Bosse发出了求救呐喊。在枪击事件两年前的一个网络论坛上,他写道,“我在强忍着我全部的怒火,这几天我会将它释放出来,并报复所有造成我悲惨人生的混蛋们……那些还没有理解我意思的人:是的!我会发泄怒气!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不知道该干什么,请救救我。”
在枪击事件发生的几个小时前,Bosse通过电子邮件给一些同学发送了他日记的扫描件,并在绝命书中写道,“因为我知道那些法西斯警察不会公布我的视频、笔记、日记或任何其他东西,我自己会仔细保管。”
在一些情况下,一个年轻人可能会向媒体公布自己的计划。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赵承熙发布了两个相隔两个半小时的枪击事件。在这之间,这个年轻的杀人犯通过电子邮件给NBC新闻部发送了打包的自制视频、相片和文字。Castillo则给当地报纸发送了一段视频,他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并暗示他计划在他以前的学校实施一次屠杀。
这些交流都不应该被忽视。学校人员、父母和同龄人应该对这些言语的、文字的和其他的征兆保持警惕,这些信号意味着一个青少年正在被一个毁灭性的幻想世界吞没。
我们正在培训教师、校长和学校心理学家辨别严重问题的征兆和普通的青少年叛逆。除了显示暴力意图,一个学生如果对获得枪支、收集枪击者的电影和海报非常感兴趣,或经常性地访问校园枪击者的网站,又或者是一个社会孤立者,他很有可能亟需专业帮助。
一个年轻人的抑郁症状是另外一个危险信号。在2005年12月,一个医生检查了赵承熙并发现他有一定的精神问题,他指出他情感贫乏并有抑郁情绪。
获得武器也是一个需要警惕的征兆。这说明这个年轻人有将想象变为事实的工具。Robert Steinhauser,一个19岁的开除生,在2002年的东德的一所学校杀害了16个人。而他原本是一家枪支俱乐部的神枪手,他有足够的弹药杀死上百人。
另一方面,如果学生出现叛逆性的发型和装束,教师也不应该惊慌,而是应该判断是否有人带着具有潜在危险性的物件。在哥伦比亚枪击事件之后,一个学生因为留着绿头发而被驱逐出校园。另一个孩子带着一把小刀来到学校,因为她的母亲觉得可以用来削苹果。在这个学生自己上交小刀之后,她也被赶出学校。这些过度反应使得恐惧继续蔓延,并伤害了学生。
寻求尊重
然而,对于需要帮助的孩子,对问题的合理的反应是必要的。学校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需要帮助梦想破灭的年轻人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感觉自己没有的东西。在Castillo自制的视频中,他说,“我需要的只是尊重……没有人尊重我。”赢得尊重可以是指找到一份工作或他们喜欢的活动。在这之中,他们能够胜出。广义上讲,学校应该提供指导学生发现自己的才能与兴趣并知道如何利用它们赢得尊重的研讨会。
和同龄人、教师以及其他成年人形成紧密的联系是防止破坏性幻想的更为有效的方式。几十年来,犯罪学家就已经知道,与社会接受的人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关系是防止暴力的最有效的方式。当一个年轻人与他关心的人建立了联系,他就会很容易感觉到实践他的残暴幻想是一件多么不值得的事。
不仅仅是危机青少年,所有的青少年都应该在学校接受更多的社会训练。例如,在初级的暴力预防课程上教会学生社会技能(比如同理心)和解决冲突的和平方式。此外,一个教师的角色不应该仅仅是教授知识,还应该和学生培养友情,提供年轻人成人知音和榜样。同时,教师应该教会学生批判性地看待所有褒扬暴力的媒体。
新闻媒体也应该表明立场。为了让认同其他学校枪击者更为困难,记者和制作人不应该过分关注肇事者、他的偏常动机,并不时地报道他们的行为,而应该更多地关注犯罪的后果。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00085/34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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