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007 - 【评】_十几年前阅读过《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现在觉得，有必要再看一遍。_以 - GooglePlus

【评】

十几年前阅读过《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现在觉得，有必要再看一遍。

以前对《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一直推崇备至。但刘宾雁的评论也似乎很有道理。

文章很长，备份在这里慢慢看。

【转载】

刘宾雁评王山《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 刘宾雁1994年在美国写作此文,对王山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作了全面"批判"。观其一生经历,他批判王山在书中的观点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刘先生在1956年和1957年分别发表了《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和《上海在沉思中》,批判官僚主义体制和压制新闻自由的审查制度,其後被毛亲自点为"右派"。1966年3月被"摘帽",但6月初又被指"反黨",並再度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至1977年。1978年他返回北京,次年莸"平反"后恢复工作,同年九月发表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揭露建国以来地方官员最大贪污案,其后更发表大量揭露社会问题的报道和报告文学作品，如《第二种忠诚》等。1987年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因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被邓点名名批评,再次被中共开除党籍和公职。1989年中时他正在美国讲学,因公开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因而一直被禁止回国,至2005年12月5日最后客死异乡,终年八十岁。]

对该文文字作多次"自我审查"後,尝试上载,但事後却无法登入,屡遭蔽屏。水木清华站内的原引文,虽有个别"不合时宜"的文字,但仍无碍遛览。费解。为留刘先生笔墨,锲而不舍,终成。

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喜剧时代。在邓小平时代的开端，一九七九年剧作家沙叶新先生曾有一部讽刺喜剧《假如我是真的》(或《骗子》)问世，写的是一个普通人名份的青年被误认为某一高级干部的儿子，他便将计就计，从地方官员那里得到了许多好处，最后被识破真面目。公演了没有几场便遭禁，一些地方便在“内部”上演，不久也被禁止了。这部喜剧的遭遇本身就带有喜剧性：作者为使它得以生存，曾几次按权威人士意见做了修改，“正面”的东西越加越多，已经不大象喜剧了。一九七九年底，好心的胡耀邦也曾企图使该剧在进一步修改后允许它公演，但几天以后他又在保守派的压力下改变了主意。对于沙叶新和那部剧本，这也许是件幸事，因为倘若再改下去，那骗子就要变成先进人物，而作者却哭笑不得，变成喜剧人物了。

沙叶新绝想不到他的作品变成了对十几年后中国现实的一个预言。欺骗已经成了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正规。就我所知，至少在四个省份里已经出现四个靠骗人实现“经济起飞”的城镇。不仅任何货物都有以假充真的冒牌，连人也不例外。假警察，假复员军人，假张学良——至于缉私队走私，海军兼职做海盗，银行职员依法没收伪币，却又私自把 北彝 入市场，你就说不清究竟哪个?色是真、哪个是假了。

中国人真是智慧无穷，最近在生活喜剧化事业上又有了新创造。一本叫做《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书今年三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立即引起注意，受到欢迎，听说北京几近人手一册了。作者是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据译者王山介绍，此人是位了不起的学者，不但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书，他的许多论点还成了欧洲共同体制订对华政策的依据呢。可是德国汉学界却不知其人，用电脑去查也查不到。书的内容也有点怪：这个外国人怎么那么热心地替中共说话和出主意呢？他对中国人的事、中共内部的事何以会那么熟悉呢？书的真实的作者费了不少心机说洋话，但装洋腔的中间也露出另一些马脚，例如写到马克思的十几处，都称做“马克思先生”，以为这才够洋味，岂不知外国人对于一个死去一百多年的人是不会称做先生女士的。

香港的《亚洲周刊》对这本书的作者是谁的问题发生了兴趣。幸而译者王山还真有其人，便开始了电话访问。下面是该刊公布的对话录音记录(摘要)：
问：你是《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一书的译者吗？
答：是的。
问：你有没有这本书原著呢？
答：我现在手里没有。
问：它是不是德文版？(问了四遍，对方方作答。)
答：不，是英文版，作者洛伊宁格尔是在美国的德国汉学家，他是用英文写的。
问：能不能把英文书名告诉我们？
答：(吱唔了好一阵)“Look at China”。(瞧，这就是翻译家王山的英语水平！—笔者)
问：那原作者的英文名字呢？
答：我也搞不清楚，作者名字字母上有好多点，我也读不出，是代理人帮我查的。
问：出版此书是美国哪家出版社？
答：是美国一家大学出版社。
问：能再具体些吗？
答：我不能讲。
问：这位德国汉学家还写过什么书吗？
答：他写了一些游记，在中国跑了好多地方，接触工人、农民，是“中国通”，对中国问题有独到见解。
问：你和他见过面吗？
答：不，通过话。
问：有他地址吗？
答：我没有他地址，我靠我的代理人和他联系的。请你原谅，我不便进一步再讲了，有些话不好说，作为朋友，我不好对你讲假情况。
问：你认识何新吗？
答：不认识，没听说过他，他是哪儿的？(按：这又是扯谎。他怎能不知大名鼎鼎的何新，况且，据何新说，那本书借用了他好几本书中阐述的思想。)
问：有人说此书是他假托德国人而作？
答：根本没有这回事，肯定不准确，百分之百是谣传。其实，这本书你不要说是中国人写还是德国人写，还是英国人写，这都不重要，你我应抛开形式，只求内容。假如真的没有英文写的原著呢，你说怎么办？
问：事实真相总应该搞清楚，对读者有个交代，你和这位德国汉学家有没有签版权合同呢？
答：无可奉告，这么回答你，处于无奈，我也有难言之隐，最近传闻很多，不少人来电话或上门找我，我都拒绝回答问题。我会和代理人商量，该采取什么行为，是否找一家比较可信赖的报纸，披露真相。或者说，什么也不去理睬，让外面去闹哄哄地议论吧。出于安全上的考虑，我不知道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更好。
问：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呢？有这么严重吗？
答：我主要考虑我以后还要写东西，你理解在中国要出版一本书有多难。这事搞得不好，我将来就可能什么也不能写了。为保留我继续发表作品的权利，你们要理解我的态度。说到底，只要我和代理人守口如瓶，在任何情况下不说，谁也不会知道事情真相。
问：听说中共高层对这本书评价不错？
答：是的，江泽民向中央警卫局推荐，排级以上干部每人一本，最近，中国战略管理学会，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单位准备为该书举办研讨会，上海有人来告诉我，上海有人如此评论，说“这本书是邓小平的政**嘱。[该两字为引文中的乱码,估计应是:治遗]”也有人说这本书允许出版是个大谜团。我不能再多说了，只想今后能够继续写我的东西。希望我们能保持联系。

这是第一个回合。尽管漏洞百出，王山仍不肯吐露实情。到第二个回合，王山开始后退了，说他并不是从英译本转译的。那本书是他根据洛伊宁格尔在北师大讲学时的讲义(或记录)“演绎”而成的。

但这时又传出了一个消息，说这本书虽不是地道的德国人写的，但是同德国人有一点关系：它是由一位加入了德国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国学人写的，来历还很清楚，是中国知名外交家章汉夫的侄子或养子。此人从北京外交学院毕业后赴德。去年和今年还到京、津、沪同一些高层理论工作者进行探讨。此人在德国成了家，并取了洋名，洛伊宁格尔是他的笔名。

这样说来，应该说“第三只眼睛”的作者来历已经清楚，那本书也并非伪托之作了。这个消息，也只能是从王山或他那一伙人中放出来的。事情应就此了结了。奇怪的是事情又并未了结。很可能幕后紧张活动中一笔交易未能作成，那章汉夫的侄子或养子不肯接受这一荣誉，王山不得不站出来了。

于是在八月下旬的一天，他便和他的著作出版代理人徐兵在北京双双出现，向《亚洲周刊》公开了“第三只眼睛”出笼的经过，承认此书是王山假冒德国学者所写。徐兵说：“我和王山常常在一起讨论政治时局和社会问题，他有一股强烈写书表达的欲望。我们的想法是：书要出版，而所写的内容和观点又不能羞羞答答。王山是中共党员，写这本书就要走出党员这一特定的身份，寻找一个独特的角度来思考和叙述。王山懂英语、日语、德语，到底以哪一国人的“眼睛”来看呢？我们反复讨论了好几次，最后选定了德国。”

你能想象到这一回又是说谎吗？还在早些时候，身在纽约神通广大的何.频也来调查，结果是：王山是此书的主要执笔人，但并非这一事件的主要人物。《中国青年报》前副总编辑潘岳才是策划者(至少是迄今所知)和出思想的人物。而潘岳早在一九九零年便曾是一个神秘文件的制造者之一。他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刘*清的女婿，这一点同北京有军方背景的中国战略与管理学会正在(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一道)筹划举办“第三只眼睛”一书的研讨会一事联系起来，颇值得思索。

老天爷！“第三只眼睛”究竟长在谁的头上，到此总应告一段落了吧。是的，可以说告一段落，但同时还必须说，仅仅是告一段落而已。这本书的作者究竟是由几个人和何许人组成的班子，依然是一个谜。

我们之所以要在一本书的作者问题上耗费这么多笔墨，乃是由于这本书实在非同寻常，而它的写作目的、它在今天中国发生的影响即它的意义，是同它产生的背景绝对分不开的。我敢保证读者花费的耐心必定会得到酬报。况且，您在阅读上述文字时，难道不曾享受到观赏一场喜剧的乐趣吗？这点史料还具有另一种价值。假如把这本书比喻为一部关于半个世纪来中国历史的严肃的正剧的话，那么这部剧本的作者和导演却是同剧情很不般配，卑劣而委琐。

不过话说回来，“第三只眼睛”的作者也不是没有令人同情的一面。不论它是本坏书或好书，只要不是诲淫或宣扬暴力的书籍，依照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作者就有权出版。但中国没有这种自由，却有一条不成文法，即国家出版社出版的书，字字句句都必须绝对“正确”，也就是必须符合中共的意识形态和不同时期的宣传方针。“第三只眼睛”伪托外国人，也未尝不是一个创造，使作者有了更多的自由。这本书之所以在国内走红，这也是一个原因。由一个外国人说话，哪怕是个假洋鬼子，一是说话可以自由随便一些而不至犯禁；再者，中国人也会相信外国人的话比较客观。“第三只眼睛”是蓝的，就比黑的吃香了。那些中国人不准说，出版社也不敢印的话，经“洛伊宁格尔”一说，就没问题了，虽是“大实话”，也显得有些惊世骇俗，诸如：“一党长期专政造成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97页)“官僚主义和关门主义，是政权变质腐败的前期征兆。”(77页)“强调党的领导在执政以前是成功的理论；但在执政以后，当用党的领导取代一切管理时，就是一场自毁性灾难。”(176页)作者还揭示了诸如阶层分化、权力异化、贪污腐败、道德堕落等等现象，甚至指出中共领导人面临的必然是一个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社会环境。这样一来，读者就觉得(借用《北京青年报》上杨平写的书评)“作者立意与判断新颖独特……中国人读来真有切中肯綮，振聋发聩之感”了。

中共中央恨不得从中国人的头脑中把民主两个字给洗掉。而假如连中国知识分子都不配搞民主，中国还有什么人有资格来谈民主呢？于是由王山扮演的洛伊宁格尔就来为主子效劳了：“我们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这个阶层(指知识阶层)的身上。”(75页)但“明确地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斗争并未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73-74页)不仅此也，“知识分子的民主运动往往具有反动性。”(74页)既然如此，“中国尚不具备进一步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131页)就不言而喻了。

至于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那是“西方各民主国家的积极参与和支持”的结果。(135页)有什么证据吗？没有。但也许人家洛伊宁格尔确有真凭实据呢，人家生活在西方，信息来源多着呢。不然，一个那么大的学者怎么会胡说八道呢？——够了，只要中国人这么一想，他离党中央的结论就不太远了。至于说天安门.运动“对社会正常进程的自伤性破坏以及它的结果的反动性和完全无效用”，那正好证实了国内某些“精英”的论点，家里没人在北京.流血或在外地被枪*的中国人，近几年日子又过得挺美的，大约也能信以为真。

发明之一：中国人害了中国共产党

迄今看到的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文章，多认为此书最大的坏处是它褒毛贬邓，反对改革开放。我却不这样想。毛泽东的长处和贡献也不是不可以谈；邓小平改革路线的错处，不是写得太多而是太少了。问题是作者无论是吹捧毛泽东或批评邓小平，都不过是手段，他们的最终目的不在这里。北京有的年青人说：“看完《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你得到一个总的印象是：中国今后还是离不开共产党。”我觉得这本书的要害是在这里。

这只眼睛很奇怪，它看到的中国这四十多年来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同中国多数人从经验和反思中认识到、甚至已成为常识的东西正好相反。不是毛泽东和中共自五十年代以来屡犯错误，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直至一次又一次把中国人逼入绝境，而是中国人太不争气，一次又一次错过大好历史时机，使用心良苦的毛泽东的希望和设计落空，并把中国共产党推向失败。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给中国提供了一个走向民主的机会，允许大鸣大放，批评共产党的缺点。无奈中国知识分子太“贱”，那“贱”还“表现得极其充分”，“男人对你露出笑脸时，你就撒娇翘尾巴，甚至抽男人的嘴巴子”(88页)那“男人”(党的领导)还能不恼吗？知识分子又在“团结、让步、尊重工农干部的领导方面做得稍有不足”，因而“触怒政权，伤及自身”，造成“对国家的损害和对民族进步的犯罪。”“违背历史似乎已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遗传性疾患。”毛泽东本来无意“引蛇出洞”，发动反右派运动，无奈“不识时务、不顾大局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屠杀了自己。全部问题的初始原因只能从这个不成熟的群体自身去寻描述了。”(89页)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毛泽东有没有责任呢？没有。不是他头脑发热，而是
“毛泽东似乎被他的热情的下属们的工作激情所迷惑，迅速堕入一种奇迹即将发生的神奇预感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初始设计”也是很好的，不幸也是毛泽东以外的原因使那些设计“发生了预料之外的偏移。”(38页)

文化大革命怎么样？毛的本意也是好的，他是要“对旧的政权进行改造以解决由这种政权性质必然引发的政治危机。”(106页)“公允地说，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一个本质动机是想在中国建立一种有群众参与的民主的政治机制。”(52页)但是“中国社会并没有在这场乱糟糟的民主鼓噪中获得丝毫发展。相反，极端鼓吹民主的文化人帮团一旦控制了政权，立即就变了脸，成为一群绝不给民众任何民主权力的独裁者。人民在一场民主革命中感受最多的是无序、无理和压迫”。(138页)

总之，中国人不行，知识分子尤其不行，他们“缺乏自律精神”：“道德修养和自主意识欠缺使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群体行为呈现低道德水准和天然违法性。一九五七年在向共产党提意见过程中的违宪言论，文化革命中的造反行动以及文革后历次风潮中的过激言行，都是严重的自伤行为，使运动在一开始就偏离了目标并改变了它的性质。此外，思维的单线式和固执性造成中国社会极少出现有进步意义的公正辩论气氛。公正的辩论是一个民族获得认识上的进步的唯一可行途径。”(147页)公正辩论气氛！是在说中国的事吗？辩论，需要说话，还必须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党什么时候允许过呢？在另一处，“第三只眼睛”还看出中国人的一个问题：“民主运动并没有造就一支真正代表某一社会阶层利益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74页)天啊！那不就得成立地地道道的政党吗？中国人不是没有尝试过，还不是成立政党，不过是成立个类似读书会的马列主义研究小组什么的，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倒是有过不少。有几个人活下来了呢？结论：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九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斗争并未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知识分子的民主运动往往具有反动性，是他们自己一次次地搬砖运石加固了禁锢自己的院墙。”(74页)

总之，毛泽东是“希望有一个合理的公正的政治秩序”的。然而“毛泽东在中国根本无法做到这一切。”既然“以毛泽东的威信、权力和政治经验都无法做到，这大约说明在中国尚不具备建立这种政治体制的自然条件。”文革的悲剧，就是“没有条件而又要强行去做，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去碰撞，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悲剧，也是他个人的不幸。”(53-54页)

发明之二：农民是大祸害，殃及全国也害了党

但是在中国多个阶层中，最对不起中国共产党的还是农民。农民把伟大领袖也害苦了。那一章的标题就是：“农民——中国的活火山”。你大约觉得这种说法有悖于你和你周围中国人历来的感觉，因为中国最苦的莫过于农民了，那人民公社化把农民整得……且慢，伟大领袖对中国农民恩重如山，除了土地改革，就是公社化了。咱们借着第三只眼睛的锐利目光看一看吧。“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积极实践者，毛泽东把小康农家的范围扩大为一个生产队。这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不仅使庸俗狭隘的农民理想具有了社会主义的光环，而且这个‘大家庭’还起到多方面的作用，诸如净化灵魂、提高农民、由穷变富等等。……学大寨最大的客观效果是：赋予农民以理想和希望，使他们甘心情愿地被牢牢禁锢在土地上。”(42页)

你若是由于上述文字同一九五八年以来农民的实际遭遇全然相反，而不能接受这个观点，那就是因为你尚未理解作者在农民问题上的一个重大发现：中国农民确是在帮共产党打江山时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中共就面临一个选择：是不是应该抛弃农民？后来三十年一直面对的，又是对农民是把他们禁锢起来呢？还是释放出来？(36页)为什么农民会使共产党这样头痛呢？因为中国农民的力量是“强大与可怕”的。(34页)“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你根本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苦衷”，“农民决定了中国现代政党的成败”(27页)，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就正是栽在中国农民这个庞大怪物上的。

毛主席创造公社制度当时的目的，是“以提高农民的方法消灭农民”(38页)，这绝不是说他老人家当时就计划在一、二年之内把四千万农民活活饿死，而是说把农民改造为非农民。不料在人民公社大失败(“第三只眼睛”这时又不灵了，它没有看见这个失败是谁造成的)以后，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势力抬头”，贪财忘义(“第三只眼睛”也未能洞察这同农民的饥肠辘辘有无关系)，结果农民的这种不良表现自然使毛主席伤心之至，直至使他思想上发生一个“重大转折”，“不再对他们心存幻想，而且开始产生了潜在恐惧心理。”(39页)这时，作者显然是为了鼓励我们独立思考，提出一个问题却并不回答：“农民与毛泽东，究竟是谁背弃了谁？”(58页)

文化大革命来了。农民在文革中的表现是“可笑、可耻、愚昧、罪恶以及破坏等行为”，“实在太黑暗太丑恶”(51页)。有何为证呢？作者列举了农民在三处——湖南、内蒙和北京郊区犯下的滔天罪行。笔者不能不插几句话了。湖南，指的想必是道县，那里的人不仅杀光了当地的地富反坏右，还想出一个毒招，以各种伪造理由把这些五类份子的子女，早已在外省工作的干部，一一引诱回来，也杀个精光。但我猜想这未必是农民的创造，因为既是全县统一行动，那些诱骗信有些又需盖县和公社的公章，必是至少经上级准许方行。至于内蒙，说的当然是所谓的“内蒙人民党”那起特大规模的惨案了。发起者已查明是内蒙一个叫做乌兰什么的作家。逮捕、酷刑、残杀遍及内蒙全境，这能是农民自发行动完成得了的吗？北京郊区，必
是大兴县了，可是据我所知，那里对五类份子的屠杀是北京的红卫兵干的。一个女红卫兵亲自掌铡刀，铡了十几颗人头后，人性发作，疯了。

但是，这还都是在农民“禁锢在土地上”的时期发生的事，因而他们的罪恶本性尚远未暴露出来。待到邓小平实行改革，“释放”了农民，魔鬼爬出瓶子，大灾大难就到来了。首先，“土地承包改革使政府迅速丧失了低成本基本建设的条件。”向农民征地，他们已“坐在了谈判桌上，伸手向你索取天文数字的地价。”(60页)不仅此也，“一切可被利用的资源都被用来向社会讨索财富。这些资源包括：农田、劳力、由愚昧和不属于法律而形成的胆大妄为、人口以及女人的身体。”(61页)

这最后一个用以“讨索财富”的手段，有点费解。中国农民真的会自愿地让自己的女儿和妻子去卖淫，又能任意“向社会讨索财富”吗？据我所知，农村妇女卖淫，早已有之，最晚也是文革时期吧。例如大同煤矿周遭村庄的妇女，每逢矿工发工资的日子，就成群结伙地去了。十天半月又回来了。须知那是毛主席为使农民“净化灵魂”和“由贫变富”而创办了公社的时代，农民一个劳动日的收入常在几分到几毛钱之间，如果幸而不是“倒贴”(即年终结算，生产队负债累累，便把债务按社员劳动日的多少分摊，“多劳多赔”)的话。农民为了不叫一家老小饿死，忍痛让自己的亲人去用肉体换几个钱买口粮，这难道也能算作他们对不起毛主席和共产党吗？现在，大西北的妇女 追妆几把 海干这种营生，可能并非全是为贫困所逼，但恐怕也不是农村的专利吧？

更可怕的还是来自农村的流民。“流民潮几乎就是社会的一个火药筒。”(62页)根据一些法制报刊一个月之内的报道，全部犯罪案例中，“职业为农民者竟占了全部罪犯人数的70％以上”。(64页)“以犯罪为进城活动的方式和目的。”“中国农民犯罪中劫持人质，勒索财物的罪例明显偏高。”(65页)“抢劫铁路货运物资”，公开洗劫列车。“在农民企业家群体中行贿、逃税、贪污、走私及造售假货……极为普遍”。(66页)“村民集体武装对抗上级处罚的事件屡屡发生。”(68页)

总之，“中国社会如果再一次发生大的动荡，无业的农民一定是积极参与者和主要的破坏性力量。”(63页)归根结底，都是由于邓小平给了农民以人身自由，一切都从这个“倒退”开始。“农民一旦离开田土进入城市，离开他户籍所在地，那么他一切行动都是失控了”(68页)。作者捶胸顿足地说：“中国政府对农民的(失去)有效管理是致命的！”(59页)

这一切一切，已经够惊心动魄了吧？对于城里人，我想一定会唤起共鸣。这些流民扰乱了城市的安宁，使本已人口稠密的城市更加拥挤，更脏更乱，而家家户户还必须小心偷盗、抢劫。然而“第三只眼睛”的作者仍然觉得这些现象还不足以唤起农村以外的中国人的警觉和敌视；不足以使中国人明白：农民不仅因他们的狂妄和威胁治安酝酿动乱而成为中国的祸害；他们其实是中国的一大累赘，一大包袱，是挂在中国脖子上的一块石头！

“中国社会实际上分成了两部分——具有相当文明程度的城市社会和闭塞、贫困、半文盲的农民群体。如果抛开农民不计，仅从中国城市社会的经济、教育、生活质量和文化意识等几方面考察，这个社会已初步具备了自然生成民主政治体制的条件。”只须几年，(城市)即可培训出工业管理者如商人阶层，而社会的开明程度便可达到高层次，即“完全有理由有条件进行他(邓小平)所热衷的‘制度’改革和建设。”(71页)

作者只差没有说出：那时，城市中国距西方先进国家还能有多少路程呢！这种思想，同上海、北京那些自诩“咱们吃的穿的用的，不是已经达到美国和日本水平了吗？”的人的心理很相近，焉能不引起共鸣。接下去，是：“但是，中国社会毕竟是一个整体，比城市人口多出两倍的庞大的农民群体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你无法抛开它不计，而这个群体一旦冲出闸门与城市社会混同为一体时，这个整体社会的人群素质就比单独的城市社会下降了几个层次，而这种低素质的人才是中国社会的真实内容。”(71页)看，这块长在中国脖子上的赘肉有多么可恨，多么令人憎厌，你会恨不得一刀……且慢，割掉它，粮食，猪肉，油料，棉花和蔬菜又从哪儿来呢？靠进口，一时还没那多外汇吧？可见，农民还抛弃不得。于是王山等人就只能哀叹和悔不当初了。

若是一九七九年不埋葬人民公社，“让农民再饥饿几年呢？”(60页)既然这些“精英”份子认为农民的肚子和他们的肚子不同，生命的价值自然也两样。因而，这个念头完全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变成“困难时期为什么只饿死了四千万农民，而没有饿死四个亿呢？”不过那笔帐，无论是功是过，也不能全记到邓小平头上。那时候，象一九五六年在个别省份和一九六零年在更广大的区域里已经做过的那样，农民已经自己干起来了。邓小平不过是后来逐步接受了这个事实而已。王山等人对于从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实行统购统销起到一九九四年中国农民的境况不会无知到这种程度。是政治需要使他们故意闭上了第三只眼睛。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找到借口，为江泽民一伙提供论据并在中国社会广造舆论，为下一次镇压——这一回不是对学生和市民而是对农民了——做准备。

奴隶觉醒了，便成了替罪羊

中国的城市和工业的发展，甚至它们的生存，几十年来一直依靠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剥夺。当城市居民到现在才面临缴税问题，并且绝大多数人仍然拒不缴税时，农民却从这个共和国尚未胚胎时(二十年代以来的内战和抗日战争期间)就为它缴纳公粮(即税)了。战争中流血牺牲的主要是农民，大饥荒时饿死的几千万人也主要是农民，而农民得到的是什么呢？国家给予城市人的所有福利——住房，主、副食补贴，公费医疗，交通等公用设施以及比农村优良许多倍的受教育条件等等，农民一概无缘。我称农村是中国的殖民地，应不算过份。

然而，几十年来城里人却很少有机会见到衣食父母的农民，只有褓姆和到国营企业当临时工(正式工人便不再做重活儿和脏活儿，甚至成了监工了)的农民是例外。近几年，情况变了，农民进城来了，而且来势惊人。全国有一亿农民流动，挤满了交通线，扰乱了城市的安宁，使本已拥挤的城市更乱更脏。找不到工作的流民便成了犯罪份子的后备军，至于所谓“车匪路霸”，集体盗窃或抢劫国家资源、设备的，也大多是农民。这种情形，使城里人大为不悦。有些知识分子便乘机站出来指着农民说：有朝一日这就是中国动乱之源！

王山则更进一步，认为除非把农民死死地捆在土地上不准他们乱动，这些泥腿子就永远是中国的祸害！因而毛泽东那三十来年的政策就绝顶高明了。他“用强制的办法把农民稳定了三十年，即使大饥荒饿死了许多人，即使文化革命杀了不少人，农民毕竟始终被禁锢在中国的黄土地上，没有对艰难成长的中国工业社会造成破坏性冲击。”(54页)

从这些话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对农民的蔑视和敌视。作者把八亿农民从宪法上一笔勾掉，理由之一无非是农民愚昧，因而必须低人一等，充当中国的贱民和奴隶。但是王山虽然比农民多读了几年书，在上述流露真情的话语中也透露了他们的愚昧。中国知识分子在抛弃马克思的时候，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也仍掉了。将近二百年前黑格尔就说过：当我们说这个人是奴隶时，那意思是说一个人变成了奴隶，但尽管他是个奴隶，他仍然是个人，因而从本质上说他是自由的，并且是反对他的苦境的。

王山之流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不懂得甚至是反对自启蒙时代以来人类先进份子不断倡导并为之前扑后继的那个简单真理的，即人生来是平等的；人的本性之一是自由，还有理性。无论是美国的黑奴，俄国的农奴或生活在中国二十世纪由毛泽东创造出来的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半农奴，他们都不甘于被奴役。中国农民曾经以长达二十年的怠工抗议那种奴役，这才迫使中共不得不实行改革，解散人民公社，给农民以耕作和行动的自由。王山等人企图把农民推回到“人民公社式保甲制”，理由是“这种制度毕竟对近八亿农民进行了有效的管理。”(68页)为此，他们甚至主张“工作队再度接管乡村政权”！(168页)

毛泽东曾经做到却最终还是失败了的事，中国还会有什么人能重新做到吗？毛泽东把农民推入绝境，从反面推动了他们的觉醒，当觉醒了的人民得不到自由，或有了种田、做工、作生意等个人自由却仍不被准许参加到改造社会同时改变自己的历史进程中去时，问题就出来了。这才是中国的祸根所在。王山之类的“精英”以为只有他们会思考，而农民是懵懵懂懂、浑浑噩噩，只知吃饭干活儿的动物，因而他们不能理解农民对城市、对政权、对现行秩序的怨恨，不懂这种感情乃是人之常情，而且必然或迟或早地引向农民对城市、对官僚的报复行动，除非真正把农民当平等的公民看待，请他们也来分享别人已经享有的自由和机会，然后大家一起来改造中国社会。

为下一次大镇压提供理论依据

他们不想这样做，那就只有镇压这一条路可走了。一九八九年以来，他们实际上不就是一直这样做到现在吗？但邓小平行将就木，农民和工人的骚动已经开始，中国社会大解体的进程已经并将继续加剧。下一步，当年的“北京风波”和“六四”屠*与之相比就是小打小闹了。因而，现在需要一番理论建设。要把不远的将来很可能要进行的大规模屠杀和全国性逮捕说得令人信服，就不仅要说清非如此别无选择的道理，还要上升为理论，它不仅要清晰明确，还要使世人相信杀人不仅有理，它还是于中国人的总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有利的。一句话，死者是一种有价值的牺牲。在完成这个使命上，你不能不承认“第三只眼睛”的作者还真是发挥了一点创造性，他们写道：“需要采取非常强硬的领导措施”，(181页)“革命时期的专制手段”“是唯一可行的选择”，(182页)“如果没有思想的权威，就只有动用物质的权威去恢复秩序，这就是军队。”(216页)为此，“要保持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格局。”(218页)

但是他们并不停止在这里。需要从历史上，从毛泽东和邓小平那里找到依据。“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建立起自己的经济体系时，成功地运用了压制与扶持并举的政策，以强有力的权力管理和思想道德管理措施迫使社会为进步忍受了难以想象的牺牲。……今天的中国仍需要毛泽东的天才、魄力和无与伦比的统治技巧。”(182-183页)邓小平在这方面的建树也是宝贵财富。“政治与经济的逆向发展，出现了在政治上牢固控制和经济上最大程度的自由这二者相互支撑与合作的局面。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这种古怪结合将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并且也将被证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有效的组织管理方式。”(20页)

这还不够，理论上还要拔得再高一点！“在改革中政府的基本立场的确定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的政策性妥协和牺牲性打击才是有意义的。政府不仅仅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它正确的立场是代表并领导一种进步趋势和潮流。这两者之间在理论上应是一致的，而在过程中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而且人民这个概念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它的内容包含着许多利益互相抵触的阶级。压制与扶持并举，是所有政权都在做的两件事，它们也仅仅做这两件事。”(182页)

明白不明白？中国过去理论上的一个漏洞被补起来了。他们已经发觉，“人民”这个词今后不宜说得太多了。毛泽东时代什么都冠以“人民”二字(只有厕所尚未称为“人民厕所”，而人民也果然就几十年至今为缺乏厕所而愁)，现在觉得不适宜了。“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怎么能杀人民呢？“北京风波”一闹，聪明了。王山等人这么一说，人民就应该明白了：人民也不是不可以屠杀的，因为政府还有更高的使命——“代表并领导一种进步趋势和潮流”呢。一旦人民违背了这个潮流，比如占着广场不撤，对不起，动手了。农民是不是人民？当然是，可是你若威胁了城市，妨碍了稳定，你就别指望“政策性妥协”，那是政府运用“牺牲性打击”的时候到了。你也别指望人民政府会给你平反，世界上所有政府都在轮流做着这两件事嘛。

回到毛泽东？

有一篇评论这本书的文章认为它的危险之处是论证邓小平路线(尤其是南巡讲话后)正在带领中国社会走上一条充满灾难和危机四伏的道路，而最终目的则是为毛泽东思想回潮制造社会舆论，并公然美化毛泽东，为他过去所犯的错误辩护，提倡中国走一条以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的改革道路。

全书的大量篇幅写的确实是这一些东西，甚至公然叫嚣“回到毛泽东”，没有了毛泽东也要“再造一个”！然而我的感觉是对这一点不必过于认真，作者的真实目的似乎并不在这里。王山这种年龄的人聪明得很，他们不会不知道把中国重新拉回到毛泽东时代已经不可能，书里已透露了这一点，例如：“毛是一个神，也许人们要过许多年后才能理解他。令人担心的问题是，当人们终于理解了毛泽东并又一次真心地遵循毛的教导去行事时，已经积重难返，中国已不可阻遏地滑向了另一股轨道。”(167页)这几句话用的是未来式，但在作者心里则明明白白已是过去式。但是毛泽东这个旗号却绝不可少，且一定要举得高高的。伴随中国社会危机的加深，中国人的生活受到的威胁愈益严重，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怀旧情绪必定也越来越重。哪一个野心家会笨拙到不举毛的旗号呢？

王山等人对于邓小平改革带来的弊端写了很多，他们是不是就要全盘推翻这场改革呢？也未必。不仅因为一切已不可逆转，主要还是由于在邓的改革中受益最大的便是作者为之效劳的那个官僚集团和官僚资产阶级。有意思的是这些作者写了十七万字，几乎什么问题都写了，唯独一字不提十五年来中国社会现实的极为重大的一个变化，那就是这个官僚集团所代表的那个官僚资产阶级通过窃取国家资产而发展强大这个事实。他们以“化物质为精神”的办法把中国的许多社会矛盾都归结为人们的心理问题(“快速的经济体制变革与滞后的社会心理意识之间形成巨大的落差，构成社会的各个危机点”，“习惯了那个安全而又超稳定的社会……不断制造出负差感”(185页)以及什么“攀比心理”、“心理失衡”等等，却闭口不谈那“心理”
是城市和乡村、城乡暴富者同平民之间差距急剧加大的产物。

果真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本书的作者群及他们所代表的那种政治势力首先会受到损害。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和特权，还是不含糊的，虽然他本人最终也被这个集团打败了。王山们追逐的恰好是相反的目标。在这本书的结尾处，不小心透露出来了，是作为“使国家社会发生健康性变革”的第三个“限制性条件”提出来的：“不是迎合社会大众的强烈呼声和愿望，而是社会优秀品级成员按照他们对理想的理解对社会进行切实的改造。”(246页)

明白了吗？他们把中国知识分子、民运份子和占人口75％的农民说得一无是处，固然是为了证明中国不能实行民主，但也未尝不是要证明今后执掌中国政权非他们这些豪门子弟“精英份子”莫属。既然六十年代出了个林立果，七十年代出了个毛远新，九十年代为什么就不能再出几个呢？毛泽东之后有邓小平，邓小平之后还有谁？非但机会大增，新一代的林立果和毛远新除军队和政权之外，还掌握着雄厚的财力。

中国一旦出事，不准外国插手！

值得推敲的是这么一本“看中国”的书，开头和结尾写的却都是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第一章批判西方国家(当然主要是美国)对中国的干预。“六四”屠*已过去将近五年，国际制裁已成为过去，何故出此一拳？

显然，着眼点不是过去或现在，而是未来，又不是很久以后的未来。这一章的题目“不要干预中国”就带有警告意味。一上来就谈希特勒，说希特勒不是不可能重现。这么“一个血统卑贱、国籍可疑、疯狂鼓吹社会主义的退伍伤残下士，如果不是凭借无数偶然和历史错误怎么有可能当上德国的最高统帅、国家元首和精神领袖呢？”这种事“发生的概率……几乎等于零”，但是，“人类的安全需要的是概率为零的绝对可靠环境。”作者的意思大约不是中国有可能出现一个希特勒。不过是为了使对方警觉：闹得不好，中国不是不可能发生点什么事情，把全世界卷到战争里来。作者不只一次地提醒世界，别忘了中国可是核俱乐部的成员啊！

那么让我们想一想，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会出什么事可能引来外国干预呢？另一次人民反.政府的运动？权力斗争中爆发内战？出兵“解放台湾”？从“第三只眼睛”这本书的侧重点来看，则很可能是指中国对人民运动特大规模的镇压，以维持社会安定剿灭农民骚动作为借口，作为引子。这一章文字提醒我们在心头上把这本二百四十多页的书从头到尾翻阅一遍。这时，更会豁然开朗：“第三只眼睛”原来是一部应变之作，为的是在邓公西去后给某种政治势力扫清接管政权的道路。这才需要把中国知识分子、大学生积极份子和民主党派领袖说得一文不值，因为他们最可能在政局转变关头站出来呼唤民众，因而必须让中国人鄙弃他们，使之成为孤家寡人！这才需要把农民说成万恶之源，洪水猛兽般狰狞可怕，为的是有朝一日城市人民能和政权站到一起，同心协力剿灭“太平军”。

这样，这本书中提出的治国方案——加强思想管制和政治镇压，才会被城市人或乡镇中有资产者所欣然接受。有意思的是，它把毛泽东抬得老高老高，却不提他们要从毛泽东那里继承些什么。对邓小平有所怀疑和批评，却也不提他们要把邓的改革纠正成什么样子。没有理想(自身本来没有，邓小平也没有，毛泽东倒是有，但他们无意接受)，没有纲领，也没有他们“管理”社会的方案——他们在书中曾一再为中国始终缺乏这个东西而表示遗憾。这个东西他们不会没有。现在还不是拿出来的时候。当前要务是为权力做舆论准备。

什么人看中了这本书？

从《亚洲周刊》对王山的那个电话通话记录看，这本书的作者们对于有人追究作者的真假一事似乎一时尚无精神准备。但也看得出，他们对于这个骗案的败露也并不很在意。没有一点靠山，能这样镇定吗？后来似乎有点紧张，那是因为中共上层对此书发生了争议，江泽民也改了口。本来是十分欣赏，向京、沪、津的党政干部推荐这本书时说：“这样中肯，切中时弊的书，还是要组织宣讲。”那是去年十一月下旬的事，当时此书仅在内部发行。今年七月初，江泽民却一改口风，说：这本书只能做为参考，有些论点、提法，还是和我们有距离的，不宜宣讲。

这么一本观点反动，史实颠倒的小书，竟能在北京高层受到那样的重视，可以想见，有影响的人物和单位(可能就是他们那一伙人中的一个说的：闹不好会有几个人丢乌纱帽的帽主)一定做了很多“推荐”。这本来只是我们猜测。在本文定稿时，得到了证实：“译者”王山的出版经纪人徐兵向《亚洲周刊》的记者透露：“不瞒你说，在这本书稿上签字的各级官员真不少。”

是病急乱投医，还是知道此书来头不小，也投入一股呢？现在我们只见到邓.力群等人公开表示支持这本书。《中.流》杂志撰文说：“不能不承认，其中不少看法不失其客观和公正，有些看法更是一言中的，相当深刻。”它特别看中王山等人对天安门.运动的诬蔑和对于西方大国“直接插手、鼓动、操纵事件的险恶用心和恶劣作用”的攻击。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只眼睛”在社会上一些人中间“好评如潮”。香港《争.鸣》月刊说：“不幸的是，书的论点在当今中国社会上还是有一定的市场。”这说明此书的作者和支持他们的那种政治力量所打的算盘没有落空。

对于支持民主改革的中国理论界人士和知识分子，这应该是一个警报。著名理论家苏绍智先生在评论这本书的文章中写道：一旦邓小平仙逝，一场理论斗争和一场权力斗争一样不可避免。邓小平的“三年不争论”的原则只束缚了民主改革派的手脚，而“左”派却可自行其是，这就必将使民主改革派陷入被动。民主改革派和其他有识之士不应该只满足于利用邓小平的只言片语写写反“左”文章，更不应明哲保身，以远离政治、空谈学术为策略，而应该组织起来，研究当前改革中出现的种种矛盾，提出有异于保守派的解决之道。

“第三只眼睛”生动地、富有说服力地展示了中共理论的空虚、思想的贫乏和宣传机器的无能——因而才需要这本书来“小骂大帮忙”。但是有一点你不能不承认，象王山这帮人，不论出于什么动机，他们还是关注中国现实、了解民情，并把自己的观点诉诸人民，力图在社会大变动之时使中国人追随他们行动的。在民主改革派的知识分子中间，可惜还看不到这种动向。

不须“下回”，便已“分解”

十五年前沙叶新先生的那个骗子，不过是个虚构的剧中人物，从特权官僚那里捞到一点私人的好处而已，却连在舞台上表演一番的机会都被剥夺了。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王山及其同伙，却是在大摇大摆地进行政治性诈骗，把中国第一号人物江泽民都给玩了，不仅啥事没有，似乎即将成为新贵。这不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吗？

这个王山，在承认自己假冒洋人骗了中共当局也骗了几十万名读者(已正式发行十万册，还有两起盗版印行)以后，竟侃侃而谈地向《亚洲周刊》的记者详细介绍了他行骗的始末，个人写作的习惯，毫不掩饰他的自豪，其自我感觉之好，可从他介绍自己行骗的经验那段话中窥见一斑：“动笔前，我整整花了两天时间，反反复复一遍遍大声朗读献给南斯拉夫(前总统)铁托的悼词。我什么事也不做，就读这篇悼词，使自己进入洋腔洋文的氛围……”不过在得意洋洋之余，却不小心又暴露了一个骗局。倘若他真的既懂英语、日语又懂德语，学“洋腔洋文”又何至于花这大苦功
呢？

王山还在计划写《第四只眼睛看中国》呢！他说：“现在社会上多种势力集团都找我交换意见。‘上面’有人为我设计了方案。……《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一书是摆出许多问题，而新书主要是为上层解决问题出谋划策。”

哦，现在我们明白了。沙叶新的骗子虽属无意，却以他的经历揭露了中国官僚特权阶层的丑恶。他因此而被驱逐，从此那丑恶便自由地发展壮大。十五年后这个阶层发觉事情不妙，思贤若渴，便看中了王山这类人物。王山若不冒充“洋鬼子”，“第三只眼睛”就不可能“好评如潮”，“上面”何须找他？中国虽已进入骗子便是英雄的时代，但“上面”还是有选择的，它绝不会欢迎沙叶新的那个骗子走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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